李吉甫
李吉甫父亲栖筠,唐代宗朝为御史大夫。吉甫以门荫入仕,德宗时,任驾部员外郎,颇为宰相李泌、窦参推重,后出为刺史。宪宗即位,征为考功员外郎、知制诰。不久,入为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,得宪宗信任。 元和元乐(806)剑南西川(今四川成都)节度使刘闢据蜀,宪宗和宰相杜黄裳想发兵征讨,未决。吉甫密赞其谋,并请征发江淮军队,从三峡入川,以分刘闢之力,宪宗从之,同年,西川平。 次年,吉甫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,因赞助平浙西(今江苏镇江)节度使李锜之乱,以功封赞皇县侯,徙赵国公。 三年,发生了一起贬谪制科考官和压抑对策高第的牛僧孺等的事件,吉甫因此遭到舆论指责(见牛李党争)。吉甫与御史中丞窦群不睦,为窦群所劾,遂自请出为淮南(今江苏扬川北)节度使。在淮南三年,筑富人、固本二塘,溉田数千顷,又修浚漕渠,使其畅通。 六年,吉甫复入为相,奏准精简冗官八百零八员,吏一千七百六十九员,废京城诸僧的庄田、水硙免税主特权,以减轻贫民负担。他还恢复了夏州(今内蒙古白城子)到天德(今内蒙古五原东)的废馆(驿站),重新设置久废的宥州(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),修筑天德军旧城,加强北方防御。 安史之乱平定后,淮西(今河南汝南)节度使吴少阳跋扈不臣。元和九年,吴少阳死,子吴元济自领军务。吉甫认为淮西在内地,不能依照河北强藩父死子继的惯例,主张乘时进取,此议与宪宗意合。征伐淮西的策划由吉甫负责,但他于同年暴疾死。宰相武元衡、裴度等坚持讨伐,终于十二年平定淮西。 吉甫深明时政,为相时多所建树,著有《元和国计簿》十卷(已佚),汇总全国方镇、府、州、县之数与户口、赋税、兵员之状况;《百司举要》一卷(已佚),阐述职官源流职掌;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 ,为地理名著,深为后世学者所称道。

出仕拜相

李吉甫从小好学,能写文章。二十岁以荫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。贞元初,为太常博士。后迁屯田员外郎、驾部员外。陆贽为相时,怀疑李吉甫结党,让他去明州(今浙江宁波)为长史。后任忠州(今四川忠县)刺史、郴州(今湖南郴县)刺史、饶州(今江西波阳)刺史。

元和元年(806)宪宗即位,李吉甫任考功郎中,知制诰。不久为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。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变,宪宗主张讨伐,李吉甫“密赞其谋”,献计献策,宪宗予以采纳。元和二年(807)李吉甫升任中书侍郎,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镇海节度使李锜拒不执行朝廷命令,李吉甫多次给宪宗出谋划策,讨伐李锜,也取得了胜利。为了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。李吉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,调换了三十六镇节度使。由于李吉甫为政有功,受封赞皇县侯,徙赵国公。

元和三年(808)九月,李吉甫辞宰相职,以检校兵部尚书、兼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为淮南节度使,在任三年,于高邮县修筑了平津堰。元和六年(811)正月,李吉甫复为宰相,授金紫光禄大夫、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。建议省并州县,裁减冗员,宪宗采纳。结果精减冗官八百员,吏一千四百员。元和九年(814)冬,李吉甫暴病死,终年五十七岁。其论著有《六代略》30 卷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54 卷,《国计簿》10 卷《百司举要》1 卷。此外还有《十道图》10 卷; 《删水经》10 卷,《古今地名》3 卷。今仅存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残本,缺19、20、23、24、35、36 六卷,卷18 也不全,有的缺个别县。如卷1 京兆府缺昭应县;卷9 蔡州缺汝南县;卷33 绵州缺罗江县等。其余著作全都失传。

编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是唐代地理巨著,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。书成于元和八年(813),次年又作了补充。全书首起京兆府,末尽陇右道,共四十七镇。每镇篇首有图,故称《元和郡国图》或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南宋时,图已亡佚,故称《元和郡县志》。李吉甫勤奋好学,学识渊博,精通史地,人称“唐宰相之善读书者,吉甫为第一人矣”。他认识到地理对于治理国家有极为重要的作用,关系到兴衰安危。为了维护国家统一、巩固皇权,李吉甫一改过去地理学家厚古薄今,传疑失实,莫切根要的毛病,而以厚今薄古,实事求是,讲求实用的原则来编著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全书以四十七个方镇为纲,叙述全国政区的建置沿革、山川险易、人口物产,以备唐宪宗制驭各方藩镇之用。

元和郡县图志

 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版本概况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白唐宪宗元和八年(813)问世以后,一直依靠传抄得以行世。南宋淳熙三年(1176)张几仲用程大昌的抄本将此书刊刻,这是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最早的刻本。书中有李吉甫的原序和程大昌洪迈、张几仲的跋。虽是首刻,但图已亡佚,“志传写久,有缺逸、讹误,未敢强补”(程大昌语),所幸志的内容仍保持着42卷的数目。南宋王象之撰写的《舆地纪胜所征引的即是这个张刻本。

到了清代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旧椠久已无存,惟抄本流传。而数百年的转相传抄,其错讹甚多。清代时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该志的考证、补遗,他们精心校勘,匡谬正疵,为该志的研究作出了贡献。《四库全书》编纂时收录了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它由四库馆臣精心校勘、考订,具有不少长处。但该版本更动了原书卷第,并合并阙卷,而且因原书图缺,遂将书名改为《元和郡县志》。此举未免失当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)的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本(也称殿本、官本)就是用《四库全书》本以活字印行的。嘉庆元年(1796)孙星衍的《岱南阁丛书》刊刻了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在序中孙星衍说“此本假得于曲阜孔氏,孔农部继涵以江南进本及翁学士方纲藏本合校,补正讹脱”。孙星衍不同意四库本和殿本更动卷第与书名的做法,故“今刻此书,不移其卷,以存史阙文之义,图虽亡,仍题。以从其朔”。此外,孙星衍还将乾隆四十一年(1776)周梦棠补辑的阙卷佚文四十二条及州县目录一卷附于书后,并刊行之。不过,孙本在内容上仍然存在着不少脱误。

光绪六年(1880)金陵书局初刻。所据祖本为清代抄本之一。金陵本又称江南本。它吸取了殿本的某些长处,加之刊刻者知识丰富,校勘精细,一些地方远胜于殿本,因而后来居上。光绪八年(1882)金陵书局据此版本重刻时,将乾隆四十年(1775)严观根据和新、旧补今本阙卷所辑成的九卷(此前已有蒲卢学舍刻本)附于书后。一并刊行。

光绪十三年(1887)王灏编纂时将孙本翻刻在内。并依据殿本补上孙本的缺页,而且在每卷之后还附上赵州张驹贤的考证。张驹贤的考证以孙本为对象。包括文字校勘、考古故实两方面。其考证对于“匡谬正疵,探本朔源。功绩不小”(贺次君语),同时也为畿辅本增色不少。后来,著名的所收录的就是依据畿辅本铅印的。

关于《元和郡县图志》 ,除了上述印本之外。清代还有一些珍贵的抄本,如乾隆三十四年(1769)的钱氏通经楼抄本、清陈树华抄本、千顷堂抄本等等。这些旧抄、精抄本,世所罕见,已经成为特藏善本。需要说明的是,清代研究的学者除了前文谈及的几位之外,还有沈矗、缪荃孙等人。沈矗精于舆地之学,对《水经注》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皆成诵并融会贯通,撰有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收入《落帆楼文集》里。缪荃孙于《永乐大典》中搜得逸文,补辑成三卷(其中包括周梦棠所辑),光绪七年(1881)刻人。另外,庞鸿书撰写了《补元和郡县志四十七镇图说》一卷,于光绪三十一年(1905)由学务处排印。不仅如此,清代一些知名学者如程晋芳王昶、卢文弓召、黄丕烈等人都为写过序、跋。王重民在他的中收录了六篇。应当说,清代学者在的研究上,下了很大功夫,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极富价值的,更为后来的学者奠定了基础、创造了条件。

1983年,收入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由中华书局出版了。这个版本是由贺次君依据光绪六年金陵书局初刻本点校的。贺先生将国家图书馆(原北京图书馆)特藏善本-----戈襄旧抄本、通经楼抄本、清初抄本、清陈树华抄本(此四种抄本皆为清代校勘诸家所未见)与今传各刻本比勘,并与相关各书互相印证、参证、精心校勘,考证补订。此版本还将张驹贤的考证与贺次君的校勘分别以“考证”和“今按”相区分而附在每卷之后的校勘记里,并将缪荃孙的三卷附于书后。同时还收录了十三个附录,包括多位名人的序、跋、解题和中相关的内容。书末另附有地名索引,以四角号码顺序排列。为了方便读者查检,还有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表可供利用。迄今为止,中华书局的这个版本是最全、最好、也最为流行的版本。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影响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地方总志。由于中国历代官方都信奉“治天下以史为鉴、治地方以志为鉴”之论,因此作为一地的百科全书、一方的古今总览,地方志及其编修历来备受重视,其数量也很多,约占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。不过,唐代以前的地方志则存者寥寥。关于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68中这样说,“舆记图经。隋唐志所著录者,率散佚无存,其传于今者,惟此书最古,其体例亦为最善,后来虽递相损益,无能出其范围”,这大概就是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被冠以地理总志之首的缘由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充分体现了李吉甫的地方志编纂思想。在该志原序中,李吉甫历陈各家地理书之弊端,指出“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,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,饰州邦而叙人物,因丘墓而征鬼神,流于异端,莫切根要”,并且“写丘壤山川,于攻守利害皆略而不书”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李吉甫是反对当时地方志编修中重古轻今、传疑失实的做法的。实际上,知古非难,知今为难。而“古不参之以今,则古实难用;今不考之于古,则今且安恃?”显然,如何处理好古与今、详与略的关系,是地方志编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李吉甫在编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实践中,针对时弊,详人所略,略人所详,即以详今略古、有裨实用为重,对当时的州县建置沿革、山川位置、关亭寨障、攻守利害都一一载明,还详细记录了户口数字、贡赋、物产、四至八到等等,而且所载内容历历可稽,真实可信,切合实用。

李吉甫的地方志编纂思想与实践,无疑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清代地方志编纂学派之一的“详今派”代表人物章学诚就主张在编修地方志时,宜“详近今而略远古”,即详记近今之事,略记远古之事,因为“地近则易核,时近则迹真”,这样容易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性。他还认为,志属信史,应秉笔直书,不得任意增饰等等。时至现在,“详今略古”、“志属信史”已经成为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和基本原则了。

科学价值

1.疆域政区方面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反映了唐朝当时的疆域范围。写作此书时,陇右虽然已经被吐蕃占领,但他站在唐朝的立场上,仍将陇右列入记述范围,表示不忘故土。贞观元年(627),依名山大川的自然形势,将全国划分为十道。开元二十一年(733),又分关内置京畿道,分河南置都畿道,分山南为东、西二道,分江南为东、西和黔中三道,共15 道。每道置采访使,有固定治所,实为监察区域。安史之乱以后,藩镇割据,各霸一方,方镇成了实际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为了体现当时实际情况,以十道作为大区,道以下列出除两京州县以外的四十七镇作为一级政区来划分府州,这样既体现了唐初以来的传统区划,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。在记述政区沿革时,除了唐代的沿革外,还追溯周秦以来各代的沿革,特别是东晋南北朝的政区沿革,历史地理资料相当重要。道以下为府、州,分别叙述其治所、等级、户额、领乡、垦田、沿革、府(州)境、八到、贡赋、管县等项内容。府、州之下为县,重点叙述其山川河流、形势险要、农田水利、物产矿藏等。关于府、州、县等级,唐开元时曾规定天下除京都及都督、都护府以外,各州均有等级。划分等级的依据是地理位置、辖境、人口、经济发展状况等。等级名称也不一样,近畿的华、同等四州称四辅。处于冲要地区的州,分别为雄、望、紧。又有上、中、下三等。以人口而论,超过四万户的州为上州,二万五千户为中州,不满二万户为下州。县的等级秩序是赤、畿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七等。关于府州与上都长安、东都洛阳以及相邻府州的距离,即八到的记述,是李吉甫的创造,为以后地方志所效法。

2.自然地理方面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按县分别记述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余条,湖泽陂池一百三十多个。从这些材料中不仅可以看出唐代河流湖泊分布的基本状况,而且可以据以与《水经注》的资料相比较,看出三百年内河流湖泊变迁的情况,是研究自然地理的珍贵资料。书中还非常重视记述那些形势险要的兵家必争之地。如记述关中地区“自汉至今,常为王者奥区”,“地势便利,其以下兵于诸侯,辟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”。襄阳则“北接宛、洛,跨对樊、沔,为荆、郢之北门,代为重镇”。“襄阳去江陵陆道五百里,势同辅车,无襄阳则江陵受敌”。

3.经济地理方面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在每州之下记有“贡赋”,分别开列开元时期和元和时期的贡与赋。唐代贡品多为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。如北方的雕翎、麝香,岭南的孔雀尾、龙须席、白瓷等。赋则多为绵、绢、麻、布等。从征收贡赋的物品中,可以看出唐代各地的生产状况。从开元、元和两个时代贡赋的变化中,可以看出唐代生产品种的变化和生产部门的变化。

关于矿藏的开采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颇为详细。初步统计共有矿产二十六种,产地三百二十六处。其中盐井一百九十处,盐池三十七处,铁二十二处、铜十六处、金十六处、银九处、锡六处,其余不足五处的有石油、石墨、玉、紫石英、丹砂、铅、雄黄、雌黄、云母、化石、天然气、滑石等。

此外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还有“垦田”一项,据考证,各府州原来都有垦田数目。但现今传本所记二百六十六个府州中,仅江南道润州有垦田数六千七百二十七顷,其余均缺佚。

4.人口地理方面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分别开列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,既反映了唐代户口的分布,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人口分布的变化。以卷五至卷九所载河南道十八个府、州的户额看,其中只有濠州略有增加,即开元为二万零五百五十二户,元和为二万零七百零二户,仅增加一百五十户。其余十七州,户额均大幅度减少。其中汴、宋、亳、许、陈、徐六州,元和时户额不到开元时的十分之一,而申州仅为三十四分之一。户口剧烈下降,反映了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的破坏极为严重。而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,江南道二十六州的情况是:润、常、杭、湖等二十一州人口有所下降;苏、鄂、洪、饶、吉五州人口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,其中鄂州增长一倍,饶州增长了两倍。说明南方有些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。当然,也应该看到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对户口的记载不完备,大部分府州有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目。可是其中有六十一个州只有开元户数,十二个州仅有元和户数,一个州是贞观户数。它虽然有此缺点,但不影响全书的科学价值。

5.体例方面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地理志、图记、图经的优良体例传统,对各项地理内容作了翔实的记载。又在府州下增加府境、州境、八到、贡赋等项内容,这是以往地理志、地理总志所没有的,是李吉甫的独创。这个创新为后来的地理志、地理总志所效法。如新、旧唐书《地理志》、《宋史·地理志》设有“贡赋”;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元丰九域志》和元、明、清《一统志》都设有“四至八到”、“土产”、“土贡”等项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它是历代地方志中“体例最善”的作品,实不为过。可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著作,在体例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,影响深远。另外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引用的书籍和碑记多达一百多种,这些文献大多数已失传,仅仅因为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引用才留下一点片断。这也是李吉甫的一个贡献,不可忽视。